张兆端:论“中国道路”的五个维度(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发布时间: 2017-07-19   浏览次数: 19

标题——张兆端:论“中国道路”的五个维度

张兆端

作者简介:张兆端,吉林警察学院教授,院长。长春 130117

内容提要:道路问题是关系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及人民福祉的大问题。中国道路不仅是一个现实的范畴,而且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革命的范畴、文化的范畴和国际的范畴。只有从这五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维度入手,才能全面把握“中国道路”的丰富内涵,理清“中国道路”的发展脉络,彰显“中国道路”的独特优势和显明特点。

关 键 词:中国道路/中国革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方案

 

道路问题是关系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及人民福祉的大问题。自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成为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和引领中国改革发展的伟大旗帜。与此同时,国内外学术界也开始围绕“中国模式”、“中国道路”问题展开热烈讨论。由于“模式”具有一定的固型化、静态性和稳定性,所以从发展的角度出发,官方文件和学术界现在更倾向于使用“中国道路”的概念,很少使用“中国模式”概念。对于“中国道路”的内涵,官方文件和学术界基本上将其定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样一个现实维度。笔者认为,中国道路不仅是一个现实的范畴,而且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革命的范畴、文化的范畴和国际的范畴。换句话说,中国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文化的选择、时代的选择。只有从这些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维度入手,才能全面把握“中国道路”的丰富内涵,理清“中国道路”的发展脉络,“中国道路”的独特优势和显明特点也才能得以彰显。

一、全方位理解“中国道路”的丰富内涵

中国道路,作为标识中国社会发展路径及样式的基本范畴,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种角度加以理解。广义的“中国道路”,是指中国自古及今的社会发展道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它主要包括中国古代(特别是封建时代)的社会发展道路、中国近现代的革命道路(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所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样几个相互衔接的宏大的历史时段。而贯穿中国道路发展始终的核心和灵魂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如此,“中国道路”自近代以来在受到西方冲击影响的同时,也一直并将继续对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狭义的“中国道路”,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探索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简称或特指。目前的官方文件和学术界多数论者基本聚焦于此。例如,有学者认为,“中国道路是一个大概念,全方位地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1]。虽然有学者将其内涵延伸到“革命”的历史范畴,但并不包括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道路:“中国道路,就其一般意义而言,包括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所经历的全过程。对过去来说,是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对现实而言,它就是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实践;对未来而言,它就是中国为之奋斗的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它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历史过程”[2]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内涵及目标,党的十八大报告作出了明确概括和阐述: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于这条道路的性质及意义,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3]9。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和发展的来龙去脉,习近平指出:“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3]39-40。因此,观察和认识中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贯通中国历史和现实,其“远景”是5000多年中华民族文明史;“长景”是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国人民斗争史;“中景”是60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近景”则是30多年改革开放探索史。

二、历史维度:中国道路是从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走过来的

《庄子·齐物论》曰:“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上句便是鲁迅先生所谓“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意思,下句是指:事物对象是人们称呼它而后确定下来的。中国道路,就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走过来的漫漫历史长路。对于这条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绵延几千年而从未中断的,区别于其他国家、民族的中华文明大道,我们即称为:中国道路。

从发展的历时性看,历史、现实和未来总是相通的。现实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现实也终将成为历史;现实必然走向未来,未来也必将变成现实。故欲知大道,必知其史。毛泽东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4]534脱离开中国历史,是难以认识中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因此,研究中国道路,必须采用长时段的、整体的、发展的视域,从研究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道路着手。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中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中国古代的文明化历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一是从社会复杂化到古国诞生;二是从古国向王国转化;三是从王国到帝国建立。”[5]自秦始皇统一中国、进入封建帝国阶段后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道路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呈现出以下独特优势和基本特征:

一是中国自古就追求“小康”和“大同”的美好理想。西周时期,“小康”一词已经出现。《诗经·大雅·民劳》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中有两段著名的文字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是谓小康。”“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所谓“小康”,是生活比较安定的意思。比“天下为家”的“小康”更高级的理想社会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今天,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孜孜以求的美好社会理想,更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理想的超越和发展。

二是所处半封闭的大陆环境,孕育了中国几千年发达的农业文明。在封建时代,中国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的物质文明水平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至宋代特别是明中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有所发展。

三是古代中国在统一与分裂、兴盛与衰落中交替演进,但以统一和兴盛为主,且呈现出统一与兴盛基本合拍、分裂与衰落基本同步的历史规律。中国历史上很早就产生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和“定于一”的大一统思想。但政治上统一局面的形成、发展和巩固,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夏商周三代尤其是西周,中华文明达到了相当的高度。经春秋战国大国争霸和群雄兼并,秦代首创了大一统的国家统治模式,经汉代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上进一步拓展和巩固,以后各朝对这一模式均予以延续和补充、修复和完善,使得崇尚和追求大一统的政治意识在中华民族心中根深蒂固,反对分裂、拥护统一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因。

四是秦代统一中国后,“焚书坑儒”,以法家学说为指导,建立起封建专制统治秩序。自汉代起,在政治上则一直是“阳儒阴法”,即用儒学统一人们的思想,用法家学说治国理政,实施中央集权专制的政治体制。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为这种制度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这种制度对国家的统一、国防的巩固、社会的安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是必要的。与之相适应,中国封建时代在行政管理体制上由西周的分封制到秦汉以后长期实行郡县制,与之配套的是政府官员以察举、科举方式产生的官僚制。官僚制与西方的贵族制不同,官僚对官职不能世袭,且升迁流传不定。科举制度是中国人在制度文化层面的一大创造,曾经受到1718世纪欧洲人的高度评价,西方国家的文官制度就是学习借鉴这种制度的产物。此外,中国封建王朝还注意在中央和地方政权机关中实行一定的分权制度和监察谏议制度。可以说,中国在两千多年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的建设中,积累了许多经验教训,显示了极高的政治智慧。

五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绵延不绝、文化传统一以贯之。冯友兰先生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说:“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时,暴力夺权乃常有之事,但暴力往往仅限于在政治权力的更替上,一般不会导致文化的断裂,即便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也会逐步认同和运用汉文化治国理政。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核心的思想文化系统,大体历经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两汉经学兴盛、魏晋南北朝佛教进入和玄学流行、隋唐儒道释三家合流、宋明理学发展、明清实学和乾嘉汉学,以及清末民初以来的西学东渐、“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若干发展阶段。从中可以归纳出这样几个显著特点:一是源远流长、生生不息、一脉相承。中国历史上也曾发生过破坏已有文化传统的事情,古代有秦始皇“焚书坑儒”,毁弃儒家经典与诸子之书,历朝历代都有文字狱,尤其是清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近代有“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现代则有破“四旧”(传统文化习俗)和“文化大革命”、批孔反儒的政治运动,历时或长或短,事件或大或小,但最终都只能作为教训陆续退出历史舞台,只能把伤痛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中华文明仍然回归康庄大道。二是中华传统文化多元一体、博大精深,而且是人类封建时代文化中宗教色彩最淡、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最浓的文化。在中华思想史上,处于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与其他学说既对立又统一、相互争鸣又相互借鉴,形成和而不同、融合发展的局面。特别自隋唐起,由儒道互补,进而发展到以儒为主、儒道释三家合一的文化格局,构成了中华民族完善的精神世界。三是儒家思想和其他学说均适应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趋势不断自我更新和吸纳外来文化。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经世致用,注重把对个体、社会的教化同对家庭、国家的治理有机结合起来,使之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6]

六是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共生互动的国家,古代文明是多元起源,又不断向中原地区汇聚,再从中原地区不断向四周辐射,往返积累,逐步形成融合型的人口众多的华夏族(后称为汉族)和围绕在她周边或杂居其中的众多少数民族。在民族冲突、迁徙、融合过程中,彼此汇合、互相摄纳,形成多元融合模式。费孝通先生据此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格局,深刻解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和56个民族的辩证统一关系。各民族几千年来共同经历的艰苦奋斗、共同创造的美好家园以及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贯穿其中的则是中华民族共同坚守的追求小康社会和“大同”世界的理想信念。

七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世界文明史和科技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著有七卷本《中国科技史》。他高度评价说:中国人“在许多重要方面有一些科学技术发明,走在那些创造出‘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7]3。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从东汉末年至元代的千余年中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古代科学的主要成就是在天文学、数学、地学、生物学、医学等几个方面。中国古代技术领先世界的地位更为显著。李约瑟列举了中国在机械与技术方面的26个世界第一,并且声明:“我写到这里用了句点,因为26个字母都已经用完了,可是还有许多例子可以列举”[8]547-549。特别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传入西方后,对开启西方近代文明先河发挥了革命性作用。美国著名汉学家德克·卜德在1942年所著的《中国物品西传考》中说:“两千多年来……中国向西方世界提供的东西远远超过了欧洲和美洲向中国提供的东西。”[9]211尽管如此,我们应当承认,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极端专制主义的经济政策和文化政策在一定程度限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确实存在着对科学技术不屑的问题。这种倾向,至清朝统治者尤为严重。因此,当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兴起之时,中国科学技术就落在了后面。

三、革命维度:中国道路是从壮阔激烈的革命历程中逐步寻找到的

中国古代把改朝换代看做天命的变革,故称为“革命”。如《易··彖辞》:“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现代也用于形容影响深远的重大变革。如邓小平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0]113习近平也说:“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3]67。从一定意义上说,“革命”的过程就是寻找新的出路的过程。当然,革命也罢,改革也罢,要想取得成功,都必须遵循规律、合乎民心,即“顺天应人”。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朝历代,往往在立国之初,统治者尚能与民休养生息、励精图治,至王朝末期,统治者往往昏庸无度,民不聊生,官逼民反。虽然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评价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4]625但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和农民阶级的局限性等,这些农民起义或农民革命最终都陷于失败,沦为改朝换代的工具,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封建专制统治的性质。美国学者克利斯坦森在《创新者的窘境》一书中,提出了“维持性变革”和“突破性变革”的概念。他将“维持性变革”描述为提高现有产品性能或服务品质的创新。他认为,大多数成功的公司都非常善于进行“维持性变革”,但公司在成功实施维持性变革过程中所获得的能力,往往会成为突破性变革的障碍。克利斯坦森的理论对于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所遇到的道路困境提供了某种方法论启示。如上所述,中国古代,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曾经创造出世界上独领风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工业革命发生前的几千年时间里,中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始终处于世界前列。然而,在近代世界工业革命如火如荼、人类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统治者却仍然盲目地以中央帝国的“康乾盛世”而自傲,继续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使自己丧失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历史机遇,落后到了被动挨打的地步。晚清统治者企图在不对封建专制统治体制进行“突破性变革”的前提下,实施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等“维持性变革”,以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结果均遭失败。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陷入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承受了世所罕见的深重苦难。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但中国向何处走?不少仁人志士继续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先后设想或尝试过君主立宪、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结果都行不通,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依然未变。当时的国民党也好,其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诸多政治派别也罢,都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国家和民族的出路。只有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以其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才先后成功地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为根本任务,并曾尝试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共和国。其间,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坚持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确定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并通过武装斗争取得全国胜利的路子。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开辟敌后战场,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为争取民族独立做出了巨大贡献。全国胜利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了革命胜利后新民主主义建设的蓝图和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将采取的基本政策,提出了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

新中国成立之初,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并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从1953年起,我们党制定实施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方针政策,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巨任务。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所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特别是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明确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矛盾。国家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党的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为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与发展指明了方向。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先后发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光辉著作,在经济社会发展上提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在政治上强调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目的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改变了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在指导思想上开始出现“左”的偏差,导致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过程出现严重挫折。特别是其后由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集团利用、广大群众参与并卷入其中的十年“文革”,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3]143,使国民经济几近崩溃边缘。无疑,这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遭受极大挫折及破坏的时期。

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经验教训,可以得出三条结论:一是中国近代百年的屈辱史和抗争史表明: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三是“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提出的重要论断。他深刻地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10]375这是他对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四、现实维度:中国道路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中探索和形成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由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不畏艰难困苦、勇于开拓创新,坚持接力探索逐步形成和发展的。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深刻总结和汲取“文革”的惨痛教训,重新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之根本问题,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制定实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之根本问题,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世纪新阶段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之基本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探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制定“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路线图”。

纵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和发展的历程,可以得出几条规律性认识:一是中国道路的成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成功。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为党和人民事业提供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指导,为增进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统一提供了坚实思想基础。”[11]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是中国道路探索的理论创新结晶。二是始终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总依据出发,毫不动摇地坚持遵循“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三是始终致力于构建“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的总布局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目标、总任务。四是始终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改革之动力、发展之出路和稳定之保障结合起来。五是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真正做到了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条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与持续发展,在本质上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于共产党执政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境界,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国情的有机结合达到了新的高度和阶段。所以,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3]21。习近平指出:“回首过去,全党同志必须牢记,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审视现在,全党同志必须牢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展望未来,全党同志必须牢记,要把蓝图变为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我们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3]36

五、文化维度:中国道路是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注定和延续而成的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一脉相承。中华文化既是中国道路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国道路的精神支撑。中国道路是由中国独特的历史命运和文化传统所决定的。因此,脱离了中华文明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脱离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是难以全面观察和正确认识中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所谓文以载道、文以明道。关于如何理解和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特色”,习近平强调,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决定其发展道路必然各具特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滋养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独特优势,形成中国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而且反映了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要求,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正是这种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和基本国情的独特性,决定了中国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3]155-156

在深厚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形成的以儒家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承载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自身家园的艰苦奋斗中所开展的精神活动、所进行的理性思维以及所创造的文化成果,体现了国人几千年来所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其最核心的内容已经内化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我们祖先所创造的文字一直沿用至今。两千多年前,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广泛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创造了一系列文化“元典”,构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为中华文化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注入了强健的文化基因。他们提出的许多观念,诸如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仁者爱人、推己及人,礼义廉耻、孝悌诚信,和而不同、与人为善等,至今仍然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据此形成了自己看待世界、社会和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这是中国人的独特精神标识和思维优势。笔者赞成陈来教授的研究归纳,与西方文化过于强调自由、权利、个人、冲突不同,中华文化强调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群体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的独特价值观。[12]哲学家张世英先生觉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大优点就是重群意识。一事当前,大家都为自己所属的那个群体(家庭、家族、族群、国家等等)着想,群策群力以共赴之,使这个群体显得有雄狮般的威力。[13]这与以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念是相通的,集中体现为“团结就是力量”和“集中力量办大事”。因此,我们要通过深入挖掘和科学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基因与现代化建设相协调、与当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适应,推动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激活其生命力。

秘鲁前总统加西亚在《儒学与全球化》一书中认为,中国奇迹的背后和深层是中华传统文化所凝结的仁爱、和谐、务实、整体、重史、责任、勤奋的民族性格在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后得到发扬的结果,整个中国团结起来致力于现代化事业。习近平指出:“中国人民的理想和奋斗,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是始终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的,同时又是随着历史和时代前进而不断与日俱新、与时俱进的。”“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6]因此,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只有把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理顺了,才能为中国道路的历史延续注入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继党的十八大提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自信之“三大自信”后,习近平进一步指出:“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而且,“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11]。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孕育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非凡斗争中孕育形成的革命文化和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中孕育形成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涵养和积淀着中华民族的深层精神追求,体现和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对优秀传统文化、人民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觉和自信,有助于国人从思想和精神上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自觉和自信。因此,只有积极培育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才能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

文化是一个民族共有的灵魂和精神家园。割断了文化传统,就等于割断了民族的精神命脉。因此,作为一个文化传统从未中断的文明古国,最需要的是国民对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世代认同和尊重,并建立和保持自觉的主体意识。楼宇烈先生指出:“所谓自觉的文化主体意识,就是对传统的认同、尊重,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有自信,我们才有可能平等地跟其他的文化比较、交流,才能比较清楚地看到自己文化的不足和其他文化的长处,反之亦然。”[14]167我们要时常检讨、反思自身是否丧失了这种主体意识。无论如何选择道路,都应立足于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然后再决定我们应该如何发展,向何处发展,而不是人云亦云,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丧失了文化主体意识,对于是非的判断能力、分辨能力就降低了,随声附和、随波逐流,就会成为许多人的习惯性思维。结果,所选择的道路未必能适应本国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符合其现实情况,就有可能遭受挫折,甚至误入歧途。

在中国历史上,先后发生过两次外来文化的大规模引入,即印度佛教的引进和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引进。佛教在两汉之际进入中国,至隋唐逐步实现中国化。其时正逢中华帝国呈现汉唐盛世,国人依托博厚的中华文化,充满自信地迎接包括佛教在内的外来文化,逐步形成以儒为主、儒道释三家合一的文化格局,对于推动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至近代,情况却发生了反转。当西方伴随着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自由、平等、人权、理性等价值理念广泛传播,民主与法治社会治理模式创建,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蓬勃发展之时,中国封建帝国后期则陷入制度僵化、政治腐败、文化保守、闭关锁国、经济落后、民生凋敝的困境,结果在西方的炮舰和文化双重冲击之下,一败涂地。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后发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积极引进西方民主与科学先进理念的同时,也将中国落后的原因完全归罪于以儒家为主的中华传统文化,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甚至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以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破四旧”和“文化大革命”,更是不分良莠地将中华传统文化连根拔起。结果,不仅没有推动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反而削弱了民族凝聚力,引发社会道德危机和秩序混乱。“文革”结束后,国人才开始觉醒,发现已经身处文化荒漠之中、满目疮痍了。我们可以看看成功推行现代化的日本和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及中国香港、台湾,它们都属于儒家文化圈,但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实现经济腾飞的同时,却很好地保存了传统文化,并使其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而此时正是中国大陆“十年内乱”时期。政治民主的破坏与对传统文化的否定,使得中国又一次丧失了重要的发展机遇。历史和现实证明,经济发展与文化复兴可以同步进行,学习外国与发扬传统能够相互结合。如今,我们已经抛弃了“文革”“以斗为本”的“极左”思维,也尝到了市场经济带来的“以物为本”的负面痛楚,进而明确了“以人为本”的文化理念。中国共产党所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基础层面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政治上层建筑层面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文化意识形态层面致力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构建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

六、国际维度:中国道路对世界发展具有重大的国际影响

苏轼《题西林壁》诗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世界上之所以有东方文明、西方文明等不同文明之分,中国道路、欧洲道路、美国道路等不同道路之别,都是通过国际比较相对而言的。不比较就无法知道其各自优长及特色。有差异、有优劣,才需要加强相互间的交流、借鉴与合作。因此,研究中国道路尚需跳出中国看中国,从国际视野以及中国道路的国际影响力加以关照。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对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首先,中国文化的发展并不仅仅限于中国本土,还扩散到东亚各国,形成中国文化圈或东亚文化圈。从公元前4世纪至19世纪中叶,中国一直是这个文化圈的中心。随着汉字的流传,中国的典章制度及哲学、宗教、科技、文学艺术等也传播到这些国家并影响至今。

其次,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及“四大发明”对西方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法国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和德国古典哲学先驱莱布尼茨深受宋明理学影响,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等人最感兴趣的便是以儒家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所彰显的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精神。英国现代哲学家罗素认为,儒学所倡导的入世、平实以及中庸的精神品质,值得西方文化借鉴。被誉为东方兵学圣典的《孙子兵法》自近代传至西方后,其所倡导的战略谋略思想,产生了积极的国际影响,今天已经远远突破军事领域而广泛渗透到政治、经济、外交和管理等各个方面。中国的文学、医药、丝绸、瓷器、茶叶等传入西方,渗入西方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中国的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四大发明在近代传入欧洲后,带动了世界变革,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英国思想家培根在其《新工具》第一卷中说:“我们应该观察各种发明的威力、效能和后果。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种东西曾改变了整个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状态,第一种在文学方面,第二种在战争上,第三种在航海上;由此又产生了无数的变化,这种变化是这样的大,以致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三种机械发明在人类的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马克思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15]67

第三,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继承中国历史上“和而不同”、“协和万邦”、“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传统的和平友好思想,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导和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孔子提出“和而不同”,到《易传》所谓“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和《中庸》所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儒家思想包含着伟大的协调智慧。爱好和平的思想、善于协调的智慧,今天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历史和现实证明,人类并不缺少发展的智慧,缺少的是协调的智慧。恰恰在这一方面,儒家智慧所蕴含的远见卓识,可以为当代人类指引走出困境的光明之路。所以,我们看到198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集会巴黎,提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两千五百年前,从孔子那里汲取智慧。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孔子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导师,也是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引领者。当代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近年来,中国致力于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意识,反对强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扬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传统,在倡导实施“一带一路”等重大国际合作项目中创造更加全面、更加深入、更加多元的对外开放格局。文化学者余秋雨说:“相比世界其他通过战争等手段打开的通道,丝绸之路,是以经济和文化为主轴的,延续时间之长、效果之好,我认为它是第一通道。”[16]

第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破解当代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当今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诸如持续扩大的贫富差距,奢华无度的物欲追求,恶性膨胀的个人主义,不断削弱的社会诚信,每况愈下的道德风气,日趋恶化的生态环境以及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和发展停滞等。破解这些难题,除了需要当今人类创造新的智慧和新的力量外,另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借鉴和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丰富智慧和力量。诸如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时地利人和”的思想,有助于缓解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化解生态危机;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与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思想,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关于仁者爱人、推己及人的思想,可以成为普世性公共伦理准则;关于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可以融入世界各国的发展理念;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和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有助于破解世界性腐败难题;关于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的忧患思想,有助于世人增强危机意识,防患于未然;等等。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和池田大作在《展望二十一世纪》一书的对话中指出:“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一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式的中华民族。……世界统一,将在和平之中实现。这是原子时代唯一可行之路。”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的核心就是儒家倡导的“中和”之道、“和谐”理念。中华文化的复兴,不仅推动着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而且儒道互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会为消弭人类对抗与战争,建设和谐世界、实现人类文明新的转型,发挥愈来愈重要的引导作用。

第五,阐释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道路既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也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道路。说它是中国特色的道路,是指它是由中国独特的历史命运、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所决定的;说它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道路,是因为在全球发展遇到种种难题和困惑的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为人类发展提供了不同于西方发展道路的中国方案,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中国道路的探索经验可供广大发展中国家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战略可以与中国方案相衔接,以实现互利共赢、合作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当代,中国持续稳定的经济发展和体量庞大的经济规模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传承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优秀文化传统,又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开辟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路径,展示了人类文明进步的美好前景。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增长的发展实力和取得的辉煌成就,也铸就了中国道路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和提升。所以,习近平倡导:“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17]。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11]面临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遇到的发展停滞和新自由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实验失败,面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英国学者彼得,诺兰说:“中国自己的生存可能提供了一座灯塔,作为对美国主导的走向全球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冲动的一种替代选择,从而促进全球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认为,中国是在开创自己道路的过程中,形成了“华盛顿模式”的“替代模式”。中国道路是在“地方性”条件下寻求另一种现代性和未来的方案,这条道路“一再被援引来建立一种可供选择的现代性主张”。①对于这些海外学者的积极评价,我们既应感到自豪、增强自信;也不要为胜利而冲昏头脑,更不为任何偏见所动摇。

纵观中国道路漫长的历史进程、辉煌的现实成就和未来的光明前景,可以用毛泽东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结束后分析当时面对的国内外复杂时局时说过的那句名言加以描述:“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总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面前困难还多,不可忽视。我们和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排除万难,达到胜利的目的”[18]1163。七十多年后,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讲话强调:“一切向前走,都不要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11]


 

引自张清俐:《中国道路:可供选择的现代化主张——访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存刚》,《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927,1058期。

原文参考文献:

[1]陈晋:《从“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文化自信: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北京日报》,201674,13版。

[2]陈先达:《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道路》,《光明日报》,201697,13版。

[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5]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化历程的启示》,《人民日报》,201536,7版。

[6]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925,2版。

[7]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第1分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

[8]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第2分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

[9]中外关系史学会编:《中外关系史译丛》第1,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

[1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1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72,2版。

[12]陈来:《充分认识中华独特价值观——从中西比较看》,《人民日报》,201534,7版。

[13]张世英:《做什么选择,才能发展哲学》,《光明日报》,2011425,16版。

[14]楼宇烈:《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

[15]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

[16]《余秋雨推荐丝绸之路文化,称其被边缘化》,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3/10-10/5361596.shtml,20161010日。

[17]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518,2版。

 

(本文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2017年第6期)

网络编辑:郑炳辉、杜曼曼     审核:原宗丽

文章来源:http://www.cssn.cn/mkszy/201707/t20170719_3584187.shtml

原文出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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