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性空间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发布时间: 2018-12-06   浏览次数: 17

标题——纪念性空间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

温小平

  

作者简介:温小平,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内容提要:纪念性空间是人类社会化情感的物化形式,是具有回溯性功能和前瞻性功能的场所,能够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开展提供“记忆之场”、营造“场所精神”、增强“记忆认同”和丰富“叙事内容”。在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上,纪念性空间历来受到重视,并在增强人民群众的思想认同、价值认同、社会认同和国家认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优化纪念性空间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需要注重叙事转向、功能转向、空间转向和价值转向。

关 键 词:纪念性空间 思想政治教育 认同功能

标题注释:教育部2014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积极心理学背景下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探究”(项目批准号:14YJA710032)、海南省2018年思政专项“纪念性空间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提升研究”(项目批准号:Hnsz2018-02)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18)06-0057-05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以具有情感心理色彩的人为教育对象的,目的在于满足人的思想政治素质提升的需要和全面发展需要。为此,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不仅要解决人们的认知问题,更要解决伴随认知而来的情感心理问题。遵循人的发展规律、情感需要、心理特征和价值需求,是决定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实现和效果增强的关键。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需要注重场域选择和情感营造,创设符合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和主题内容的情境场合。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过程中,从人的情感心理满足和创设思想政治教育情境角度出发,需要重视发挥纪念性空间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一、纪念性空间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联

纪念性空间,“是有思考、情感、精神和社会功能的场所,是一个回忆往事的地方,一个哀悼的地方,一个沉思和集会的地方”。[1]作为一种古老而有生命力的空间类型,纪念性空间是人类社会化情感的物化形式,是时代经济、政治、文化的综合体现。[2]

当前有关纪念性空间的研究,在史学界颇受重视,尤其颇受新史学研究者的青睐。研究者对纪念性空间进行了分类,主要包括三种分类:其一,从社会学的角度,将纪念性空间划分为个体纪念性空间和公共纪念性空间。个体纪念性空间强调的是与地缘、血缘、亲缘相关联的空间,如墓地、家庙、祠堂等。公共纪念空间强调的则是由国家或社会统一组织修建的纪念场所,包括博物馆、纪念馆、纪念碑等。[3]其二,从建筑学角度分类,将纪念性空间划分为纪念性建筑环境空间和非建筑环境纪念性空间。纪念性建筑环境空间,包括以博物馆、纪念堂、故居、纪念塔为代表的纪念馆,以纪念雕塑、石刻、柱、亭、牌坊为代表的纪念碑,以及寺庙、宫殿、祠堂等。非建筑环境纪念性空间,则主要包括纪念园、纪念广场、遗址公园等。其三,从最初建造的意图角度分类,将纪念性空间划分为意图性纪念空间和非意图性纪念空间。所谓意图性纪念空间,强调的是在建立之初就有明确意图和打算将它建成纪念物,如牌坊、纪念馆、亭、碑、祠等,在建立之初就希望“通过建筑、雕塑、碑、柱、门、墙等元素来进行空间的限定和形象的塑造”,“启发人们的想象力,从而表达出空间的纪念性”。[4]而所谓非意图性纪念物,则是指在建立之初并没有意图和打算将它建成纪念物,如名人故居、历史事件活动的旧址、重要战争战事遗址等,在当时并没有要将它建成纪念物和纪念空间的主观意图。

纪念性空间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纪念性空间的出现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人类进行着有目的的活动,反映着从事纪念性活动的人对自然、社会、自身的认知状况和对当时社会价值取向的表达和认同。对此,法国记忆研究学者皮埃尔·诺拉认为,纪念性空间具有回溯性和前瞻性的双重功能:回溯性功能让人们回溯历史、唤起记忆,前瞻性功能则让人们获得历史认同、确定未来发展。[5]

从历史发展来看,纪念性空间贯穿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从古代的宗庙到现在的纪念馆等,逐渐成为社会群体或者个体记忆的情感空间,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1.提供“记忆之场”

思想政治教育离不开一定的环境和场地。实践证明,选择在什么样的场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直接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纪念性空间的特征,使得记忆不只停留在语言与文本中,更存在于以博物馆、纪念馆、故居、陈列馆、纪念碑、遗迹等为载体的现实性空间中。通过这些载体,一个民族和社会的记忆能够代代延续下来,形成一个记忆的“场”。[6]在“记忆之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增强教育对象的介入感和共鸣感,使教育对象有身临其境的体验。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来看,为增强爱国主义教育,人们想到的最佳“记忆之场”就有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等一系列历史纪念空间;在增强理想信念教育方面,有上海中共一大会址、遵义会议旧址、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旧址、毛泽东故居、邓小平故居、井冈山、延安等一系列红色记忆空间。2012年以来,国家为发挥红色纪念空间的思想政治教育“场域教育”功能,将1840年以来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奋勇抗争、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充分显示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重大事件、重大活动和重要人物事迹的历史文化遗存,纳入红色旅游景点。2016年,全国登记的革命旧址33315处,其中国家级保护革命旧址477处,121处革命旧址和纪念馆被纳入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281处革命旧址和纪念馆被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7]

2.营造“场所精神”

空间性构成纪念空间的基本特质,是人类社会化情感的物化形式。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的活动、历史事件和社会文化在物化之后成为场所,蕴含着特有的精神,它能引导人们的思考方向,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归属感。比如,延安凤凰山中共中央旧址、杨家岭中共中央旧址、枣园中共中央书记处旧址、王家坪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旧址、八路军总司令部旧址、陕甘宁边区政府旧址、延安宝塔、南泥湾等纪念性空间,营造出来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开拓创新”、“实事求是”的延安精神;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旧址、九月会议旧址、中共中央接见苏共中央和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代表旧址等纪念性空间,营造出来的是中国共产党“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坚持依靠群众、坚持团结统一”、“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西柏坡精神;在海南,云龙改编旧址、冯白驹故居、母瑞山革命烈士纪念园等纪念性空间,营造出来的是“艰苦卓绝,孤岛奋战,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琼崖革命精神。历史纪念空间所蕴含和释放出来的场所精神,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能够满足人们对精神层次的心理追求,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与感染力。

3.增强“记忆认同”

纪念性空间作为文化,反映了人类不断解放自身的历程。作为人脑对过去经验的心理反映形式,记忆表现为人们对感知过的事物、体验过的情感、想象过的图景之识记、保持和再现。[8]“只有记忆才能建立身份。”[9]纪念性空间与社会记忆是一种互构关系。纪念性空间在完成一系列建构性元素的排列后,即能发挥塑造记忆的作用。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由国家设立的纪念馆、纪念碑和博物馆等,凝聚人们对国家“想象的共同体”的具体空间记忆,为国家和民族提供认同的资源和基础。[10]此外,在纪念性空间中,通过丰富的空间层次对观众进行有序的引导,围绕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主题和内容,能够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激发人们认同的情感。比如,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在原址将特务办公室、刑讯室、审讯台、男牢、女牢等真实的场景还原,加上《江姐》《红岩》《烈火中永生》等文艺作品的烘托和渲染,真实地反映革命烈士在监狱中坚持斗争的精神,引发人们对国民党特务统治的愤慨,增强人们对革命胜利来之不易的认识。坐落于威海刘公岛的甲午海战纪念馆,通过建筑、雕塑、绘画等综合艺术呈现方式,展示甲午战争的悲壮历史,唤醒人们对近代中国“落后就要挨打”的“救亡图存”的记忆共鸣。

4.丰富“叙事内容”

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为增强教育效果,除了要靠政治的高度、思想的深度来折服人之外,还需要发挥教育的温度来使人信服。除了做好理论宣传、思想灌输之外,还要注重叙事,用科学的叙事方式、生动的叙事内容来吸引人、感染人、教育人,进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其中的关键在于确保有“事”可叙,确保“事”的真实可信。社会记忆虽然属于过去,但确是真实发生的,具有认同的具体性和重构性。每一个纪念性空间,都是有故事的,都是将历史的记忆真实地定格和保存。在纪念性空间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能够直接结合纪念性空间的场域优势,教育者能够运用真实人物、真实事件、真实案例来让受教育者领悟道理,以情动人、以情感人、以情化人,催人泪下,催人奋进。

二、优化纪念性空间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纪念物是人造的里程碑,人们创造它们作为自己思想、目标和行动的象征,使它们超越自己的时代,而成为传给后者的遗产。”[11]为此,人们习惯将纪念物看成是联通过去和未来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尤其是作为凝聚集体记忆和集体认同的有效载体。新中国成立之后,新政权的建立为党运用纪念性空间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创造了条件。一方面,党为纪念革命的胜利、弘扬革命精神、塑造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增强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在全国范围内修建了以碑、馆、园、陵为表现形式的一大批纪念性空间,为运用纪念性空间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前提条件。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利用纪念性空间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由纪念性空间延伸而来的祭日、祭祀等纪念性活动的组织和开展,孙中山、毛泽东、建党、建军、抗战爆发、抗战胜利、国庆等纪念符号的建构与形成,纪念典礼、纪念仪式等纪念文化的培育与塑造,更是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开展的有效载体,进而增强人民群众的思想认同、价值认同、社会认同和国家认同。但事物是不断发展的,随着社会的变化和时代的发展,社会群体的情感价值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运用纪念性空间来建构思想政治教育,虽然在过去的历史中,尤其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在政治动员、革命动员、促进国家认同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当前,运用纪念性空间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在现实中却遭遇了“一阵子热、平时冷清”、“乏味单调”、“缺乏记忆认同”和“简单重复”等问题。从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内容和纪念性空间的特质来看,优化纪念性空间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需要注重四个方面:

1.注重叙事转向

运用纪念性空间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通过历史的痕迹来唤醒人们的社会记忆,进而建构记忆的认同。但从人的感知来看,亲身经历的事情最能让人印象深刻,所谓“有过痛苦,方知众生痛苦”、“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在运用社会记忆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过程中,恰恰能够运用受教育者直接感知和经历的社会记忆,唤起情感上的共鸣。从当前我国现有纪念性空间的结构来看,多数属于革命年代的旧址,在运用纪念性空间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叙述的更多是革命故事和革命事迹。当然,这属于爱国主义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但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12]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和道德规范的引导。为此,运用纪念性空间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还需要跟进历史、跟进时代、跟进大众,注重从巩固“第一个百年叙事”到同时强化“第二个百年叙事”转向,从苦难的叙事方式向并重辉煌的叙事方式转向,从革命的叙事向并重改革、发展的叙事转向。[13]一方面,要注重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纪念性空间的挖掘、建造和设计;另一方面,要善于跟进叙事内容,从传统的英雄人物的精英化叙事向大众化叙事转变,发挥纪念性空间在社会道德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等方面的优势和作用。

2.注重功能转向

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向来看,革命的政治动员和国家认同的构建,使得纪念性空间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更多注重社会性功能,即引导人们的政治行为的政治功能、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功能、促进文化传播和选择的文化功能。在革命年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集中体现在党员队伍和军队上,长达28年的革命战争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革命性、政治化的传统。为此,很长一段时间内对纪念性空间的建造,更多体现整体性、国家性、革命性,而相对忽视个体实现自身价值和满足自身需求的属性,也就是对个体需要的满足,包括个体生存、个体发展、个体享用,关注不够。当前,“以人为本”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根本宗旨。这就不但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要“从过分突出社会性功能向社会性功能与个体性功能相统一转变,从单纯注重政治功能向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兼顾转变,从规范性功能绝对主导向规范性功能、发展性功能相统一转变,从片面强调意识形态功能向意识形态功能、非意识形态功能相协调转变”。[14]纪念性空间除了要满足社会功能需要,也需要满足个体功能的需求。怎样让纪念性空间在促进人的个体需求和全面发展中发挥作用?这是当前每个纪念性空间转向升级中面临的现实问题。

3.注重空间转向

纪念性空间的功能是创造历史的永恒价值,但纪念性空间的永恒价值和场所精神不会自然而然地显示和外露,需要通过物质性和空间性结构要素进行展示和表达。为此,不同的空间叙事表达对空间精神的展露和体现有着截然不同的效果。在过去,由于技术的限制和观念的影响,人们在建构纪念性空间的空间结构时,习惯按照中轴对称式的布局,以形成一系列的大小、宽窄、高低的空间序列,中间辅之以历史图片的布展,线性式地引导参观者的参观路线和思维节奏。比如,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遵义会议旧址、毛泽东故居、海南母瑞山革命烈士陵园、冯白驹纪念馆、云龙改编旧址等绝大多数革命遗址、陵园、纪念馆都是采取这种方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建筑技术、互联网技术、图像处理技术等的快速发展,空间结构布局日渐从平面走向立体,从实体走向虚拟,从现实走向网络空间,给纪念性空间的空间性转向升级带来了挑战,更带来了重大的机遇。比如,网上纪念的出现,直接打破纪念性空间传统的“空间性”。如何利用有限的空间,创造出多方位、立体、动态等特征,成为纪念性空间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关键。比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布置以“生与死”、“痛与恨”等为主题,“白骨为证、废墟为碑”,庄严肃穆,让每一个参观的人不但受到强烈的视觉震撼,更“以情共情”,受到心灵的触动。此外,近年来,借助光电技术,能够再现纪念性空间场所发生的历史故事、历史事件的真实场景,极大地增添了教育的真实感和触动感。

4.注重价值转向

注重纪念性空间的价值转向,一方面体现在对时代精神的弘扬上。一定的时代有一定的时代价值和时代精神。纪念性空间作为人类社会化情感的物化形式,具有“场所精神”,创造了历史的永恒价值。充满革命英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崇高精神,都在现实中有诸多纪念性空间载体存在。时代精神是时代价值的重要体现。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改革创新成为当代中国的最强音,引发并实现了“中国精神”的新转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同频共振、交相辉映。为此,在彰显纪念性空间的“场所精神”过程中,要注重弘扬反映民族精神、体现时代要求、凝聚各方力量的精神力量,如改革开放精神、铁人精神、航天精神、特区精神、奥运精神、全面从严治党精神、全面依法治国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精神等,进而使人们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另一方面体现在价值引导上。在革命年代,特定的时代背景赋予思想政治教育更多政治动员和革命教育的任务,为此在价值引导上更多是鼓励和发动群众积极参加革命运动,实现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当前,时代赋予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更多体现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和道德规范引导,要聚焦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引导人们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而努力奋斗。应当说,运用纪念性空间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在价值引领上必须适应这个转向。

总而言之,纪念性空间是人类社会化情感的物化形式,是具有回溯性功能和前瞻性功能的场所,能够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开展提供“记忆之场”、营造“场所精神”、增强“记忆认同”、丰富“叙事内容”。在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史上,纪念性空间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运用历来受到重视,对增强人民群众的思想认同、价值认同、社会认同和国家认同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优化纪念性空间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需要注重叙事转向、功能转向、空间转向和价值转向。只有让纪念性空间根据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人民的需要,汇聚“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共识,才能使其中内蕴的精神力量依然能够引领时代潮流。

参考文献:

[1]刘禹舒.纪念性空间的研究[D].北京林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2]马聃.哈尔滨市城市纪念性空间研究[D].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3]陈蕴茜.纪念空间与社会记忆[J].学术月刊,2012(7).

[4]田云庆.室外环境设计基础[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96.

[5]Hue-Tam Ho Tai.Pierre Nora and France National Memory[J].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2001(3).

[6]Pierre Nora.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Les Lieux de Mémoire[J].Representations,1989(26).

[7]鲍盛华,郭晓蓉.我国革命文物“家底”基本摸清全国登记的革命旧址33315[N].光明日报,2016-09-19.

[8]金炳华.哲学大辞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1034.

[9][]阿尔弗雷德·格罗塞.身份认同的困境[M].译者:王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33.

[10][]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译者:吴睿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38.

[11]赵海翔.纪念性空间研究[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53.

[12]张耀灿,陈万柏.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4.

[13]温小平.文本·图像·记忆: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转向与社会认同[J].思想教育研究,2017(12).

  

  

网络编辑:郑炳辉、曾晞       审核:原宗丽

文章来源:http://www.cssn.cn/sxzzjypd/sxzzjypd_ffl/201812/t20181205_4788335.shtml

原文出处:《思想理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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