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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院行知读书会|简 报
发布时间:2025年10月23日 点击数:

2025年第5期(总第87期) 2025年10月22日

本期导读

书目介绍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写于1925年12月,是毛泽东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两种错误倾向而作。一种倾向是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另一种倾向是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两种倾向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指出了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为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制定对农民的政策,奠定了重要基础。这篇文章不仅对当时的革命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更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重要成果之一。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自首刊以来,基于不同时期的国情新变化历经多次修改。这些修改深刻体现了毛泽东一切从实际出发、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思想精髓,其蕴含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法论,“以问题为导向”的理论创新品格及“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原则,时至今日依旧闪烁着思想的光辉,势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

指导老师

佳宏伟,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

学习成员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行知读书会成员。

教师领航

n师说|佳宏伟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一篇具有重要价值的中共早期的革命文献。从政治文本角度考察,我们应该重点思考毛泽东创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所展现的政治意图表达及其策略问题。以此为着力点,通过聚焦不同版本的时空环境转换,可以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文本修订方面,从1925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首次刊发,到文本被收录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当中,期间历经四次重要修改:1925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最初刊于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革命》半月刊第4期。1926年在《中国青年》与《中国农民》转载时,文本内容已出现诸多措辞调整。1951年收录《毛泽东选集》时,又做了较大修改和补充,字数从6000字精简至3000字,删除了大量实证数据和具体案例。这种删减并非单纯文字压缩,反映出政治文本的表达逻辑需紧跟时代变化与政治需求的变化而变化。

其次,文本意义方面,需要将不同版本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与改版时的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重点思考在文本修订过程中提出了什么观点、解决什么问题,以及怎么解决问题,从而去回应文本的意义问题。

再次,文本内容方面,我们必须思考不同版本修订变化及其原因。比如1951年收录于《毛泽东选集》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辨明敌友的问题上,毛泽东以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对待革命的态度为依据进行分析。而在早期版本中辨明敌友的方法却是从四个方面去思考,即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阶级性、人数、对革命的态度。以此为例,措辞变化背后的原因和意图更值得深入思考。

此外,在文本比较方面,一方面要进行横向对比,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与同期瞿秋白、陈独秀等人发表的相关问题的文本进行比较研究,注重提炼《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区别于同时代其它文本的独有价值;另一方面可以进行纵向对比,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与毛泽东之后所写的文本进行比较,如《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关注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更能准确把握其深邃的理论内涵和价值。

最后,不能脱离文本创作的特殊环境,要回归文本本身,立足书中提到的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方法论,来总结文本的意义,尤其忌讳简单地夸大文本的意义,赋予《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毫不相关的内容。

佳宏伟老师在领读

小组汇报

n生说|郑华扬

老师指出阅读《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时必须重视不同“版本”的差异。我们小组阅读的是《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版本,相较于1925年的最初版本有所删减。在前期的阅读过程中,我们没有留意到文本嬗变问题。通过老师的解读,我们对于文献版本问题有了更深刻地理解。希望大家以此为鉴,在今后的文献阅读中关注不同版本之间的异同。

郑华扬同学在汇报

n生说|李颖

第一,作者简介方面。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是一位深入中国社会肌理的青年探索者。他走出书斋,多次深入农村地区,亲眼目睹底层农民在封建压迫与贫困中挣扎的困境。这让他敏锐地洞察到农民群体的苦难与力量,也让他深刻思考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为日后剖析中国社会阶级、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与此同时,作为坚定的革命实践者。他积极投身工农革命运动,在领导工农斗争的实践中,深刻洞察中国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分化与路线分歧问题。可以说,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基于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和实践,精准回答了早期中国革命的敌友这一重大问题。

第二,写作意图方面。大革命后期,国民党内部分化,革命阵营内部矛盾重重。面临新的形势,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只注重联合国民党,忽视了农民这个最重要的同盟军;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只注重工人运动,忽视了联合其他阶级的重要性。正是在这样的革命背景之下,毛泽东正确运用唯物辩证法和阶级分析法依次剖析地主、买办、中产、小资产、半无产与无产阶级,指明联合、中立与打击的对象,正确回答“革命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为革命指明方向。

第三,文本意义方面。《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就解决了“到何处去寻找力量”这一根本问题。通过对各阶级的科学分析,毛泽东初步提出了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毛泽东立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实,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结构进行了系统性剖析,精辟论述了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待革命的政治态度。在此基础上确立了革命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并系统完整地构建出革命力量的分析框架,即无产阶级领导,团结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以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地主和买办阶级。

李颖同学在汇报

n生说|曾仙宝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运用阶级分析方法,以经济地位决定革命立场为底层逻辑,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以“分清敌友”、为革命战略提供依据为根本目的。

毛泽东根据当时国情,从生产资料占有、剥削关系、生活水平三个维度,对国民革命时期的中国社会阶级状况作了如下分析:

第一个是我们革命的死敌:依附帝国主义的反动阶级即地主阶级与买办阶级。他们代表着中国最落后的生产关系,在对外依附性上完全依附于帝国主义。在对生产力影响上,把控生产资料,阻碍资本主义发展与社会进步。毛泽东对他们的阶级定性是革命的首要敌人,需坚决打击。

第二个是摇摆的中间派:矛盾性与幻想性的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在生产关系属性上代表着城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体现者。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即革命性和妥协性,因此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定性是右翼可能沦为敌人,左翼可以争取为暂时的朋友,需警惕其动摇性。

第三个是革命的可靠朋友:经济不稳定的小资产阶级。毛泽东将这个小资产阶级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有余钱剩米的”“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和中产阶级颇接近,故对于中产阶级的宣传颇相信,对于革命取怀疑的态度”,这一部分人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第二部分是在经济上大体上可以自给的”,这一部分不肯贸然参加,采取中立的态度,但是绝不反对革命。“第三部分是生活下降的”“这种人在精神上感觉的痛苦很大,因为他们有一个从前和现在相反的比较”,这种人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毛泽东对他们的阶级定性是革命高潮时可全体参与,是无产阶级重要同盟军,需积极团结。

第四个是革命的主力军:生活困苦的半无产阶级。包含绝大部分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等五种。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虽同属半无产阶级,但其经济状况仍有“上、中、下三个细别。”半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是比小资产阶级更脆弱的“细小生产经济”。对待革命的态度是强烈要求变革,极易接受革命宣传。毛泽东对他们的阶级定性是无产阶级最广大、最忠实的同盟军。

第五个是革命的领导核心:最具战斗性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虽然人数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和革命的领导力量。无产阶级具有人员集中和经济地位低下的特征,他们没有生产手段,“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都市苦力工人的力量也值得注意,“他们除双手外,别无长物,其经济地位和产业工人相似,惟不及产业工人的集中和在生产上的重要。”农村无产阶级是指“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而言。此等雇农不仅无土地,无农具,又无丝毫资金,只得营工度日。其劳动时间之长,工资之少,待遇之薄,职业之不安定,超过其他工人。”总的来说,无产阶级完全失去生产资料,受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三重残酷剥削”,是中国新生产力代表者,是最进步、最集中、最具战斗性的阶级,毛泽东对他们的阶级定性是革命的绝对领导力量,必须牢牢掌握革命领导权。

第六是潜在的革命力量,即需改造的游民无产者。游民无产阶级的阶级构成主要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失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对待革命的态度具有两面性:积极面在于他们生存压力大,敢于反抗;消极面在于他们缺乏正确引导时具有破坏性。毛泽东对游民无产阶级的阶级定性是潜在革命力量,需通过正确领导与改造,转化为革命动力,避免沦为破坏力量。

毛泽东运用系统的阶级分析法,清晰地勾勒出中国革命的动力、对象和同盟军,为制定“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的正确革命战略奠定了理论基础。

曾仙宝同学在汇报

n生说|徐诗涵

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理论意义。首先,本文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宝库。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地位、相互关系以及对待革命的态度,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次,指明革命实践路径:解决了当时迫切需要面对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同盟军问题。《分析》有力批驳了国民党新右派集团的反动谬论,批判了党内“左”、右倾错误思想,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全党,推动了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最后,标志毛泽东思想萌芽:作为毛泽东思想萌芽阶段的代表性著作,文章系统展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逻辑,为后续毛泽东思想的成熟与发展提供了基础的理论框架。

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当代价值,第一是提供社会阶层分析的方法论。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思想对正确分析和认识现阶段我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结构发生的新变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分析和研究我国现阶段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应以毛泽东阶级分析的观点深入到社会阶层内部,具体分析他们在新时代中发生的新变化,从而正确认识他们在当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是指导和巩固当下统一战线工作,文章中“团结一切可团结力量”的思想,对新时代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尤其在凝聚新社会阶层共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方面,提供了可借鉴思路。第三是强化“问题意识”与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文章强调“首要问题意识”,启示当下需优先解决社会发展中的核心矛盾;而基于实地调查的分析逻辑,也为干部深入基层、精准解决民生问题提供了作风指引。

关于将文本与当下社会热点进行结合以启迪思考。首先是收入差距问题,文章通过经济地位划分阶级并分析其利益诉求,与当前因行业、区域、群体差异产生的收入差距问题本质一致,均需通过明确不同群体的利益痛点制定调节策略。现实中可以借鉴“矛盾分析方法”,区分收入差距中的“合理差距”与“不合理差距”,前者通过市场机制激励,后者通过税收、社保等政策调节。延续“关注底层群体”的思路,重点保障农民工、低收入劳动者、农村留守人员等群体的收入增长,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其就业竞争力,缩小“半无产阶级”与其他阶层的收入鸿沟。

其次是乡村振兴战略,文章首次强调农民是“革命主力军”,明确农民问题的核心地位,与乡村振兴中“农民主体地位”“农村发展核心”的要求高度契合。现实中可以运用“调查研究方法”,深入农村调研不同农民群体的需求,避免政策“一刀切”。借鉴“团结同盟军”的思路,联动城市资本、知识分子、企业等力量下沉农村,通过“企业+农户”“高校+乡村”等模式,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破解农村发展资源不足问题。

再次是城市化与城乡关系,文章指出近代中国“城市剥削乡村”的城乡对立问题,当前城市化虽推动发展,但仍存在城乡公共服务不均、农民工市民化难等问题。现实中可以用“矛盾分析方法”区分城市化中的“发展矛盾”与“制度矛盾”,前者通过优化城市规划缓解,后者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破解。延续“重视农民利益”的核心,保障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权益、住房需求及子女教育权利,避免“新城乡对立”,推动“城乡融合”而非“城乡割裂”。

最后是社会流动性问题,文章通过分析各阶级的“动态革命立场”,强调阶层并非固定不变,与当前社会流动性不足、阶层固化的问题形成对比,其“打破固化、促进流动”的逻辑可直接借鉴。现实中可以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识别阻碍流动的关键因素,如教育资源分配、行业垄断、家庭背景影响等,针对性推出政策,如提高农村地区优质教育资源占比、打破行业准入壁垒、建立公平的就业竞争机制。借鉴“唤醒底层力量”的思路,通过职业教育、创业扶持等手段,为低收入群体、农村青年提供向上流动的渠道,避免“穷二代”“富二代”的固化标签,重现文章中“各阶层凭努力改变命运”的社会活力。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虽诞生于革命年代,但其“实事求是”的分析逻辑、“以人为本”的利益导向、“团结协作”的战略思维,对解决当下收入差距、乡村振兴、城市化、社会流动性等问题仍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

徐诗涵同学在汇报

n生说|章婕茵

毛泽东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深入浅出地剖析。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一篇重要纲领性文献,其核心贡献在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通过对社会各阶级经济地位的系统性剖析,科学地回答了中国革命进程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根本性问题。这一分析不仅为当时制定正确的革命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更构建了一种深刻理解社会结构的科学范式。

超越其具体的历史结论,该文生动地展现了阶级分析方法作为解剖社会复杂性的锐利工具,其精髓在于:将社会现象的认知从表象的、道德的评判,深入到对其背后物质利益关系与经济基础的考察。这种“从经济地位看政治态度”的分析路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避免了教条主义的空想与经验主义的短视。它确立了一种方法论自觉:即任何有效的社会战略,都必须建立在对社会力量构成及其利益关联的精确测绘之上。

由此,该文蕴含着一种跨越具体历史阶段的永恒智慧:在任何时代背景下,欲寻求正确的方向与依靠力量,都必须植根于对所处社会环境的深刻洞察与结构性理解。它所倡导的,并非一套僵化的阶级标签,而是一种动态的、务实的社会分析能力。在当今社会结构日趋复杂、利益群体日益多元的背景下,这一思想方法启示我们,必须摒弃简单化的思维,持续深入地研究社会各阶层的生存状态、利益诉求与发展期望,方能精准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有效凝聚共识与力量。

综上所述,《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蕴含着历久弥新的分析范式与方法论资源,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审慎辨析社会问题、探寻科学治理之道,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章婕茵同学在汇报

思想激荡

n生问|俞陈缘

结合《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以经济地位划分阶级、分析其革命性/动摇性”的核心范式,应如何界定当今凭借“数字资本”(如流量、粉丝、数据)实现阶层跃升的群体?该群体高度可见的个体“成功”案例,对广大青年起到了消解作用,还是以“数字神话”的形式强化了原有阶级结构?

俞陈缘同学在提问

n生答|张赫楠

首先是数字资本群体的阶层属性界定。依据《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以经济地位划分阶级”的核心范式,凭借数字资本实现阶层跃升的群体通过流量、粉丝、数据获取收入,经济状况优于普通劳动者。从中国现阶段阶级结构来看,这些群体仍属于无产阶级范畴。他们虽掌握数字资本,但大多不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是依托平台经济,通过自身劳动(如内容创作、直播服务等)来获取收益,与无产阶级不占有私人生产资料、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特征相符。不过,他们与传统产业工人相比,劳动方式和收入来源更为特殊,是无产阶级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形态。

其次是数字神话对阶层意识的消解与固化作用。这些“成功”案例通过“数字神话”机制,对广大青年产生双重影响。从积极方面看,这为青年群体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和上升渠道。数字平台降低了创业和就业门槛,使一些出身普通的青年可凭借自身才华、努力和数字技能,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如部分农村青年通过短视频创作,展示家乡特色,成为网红,带动家乡经济发展,也改变了自身命运。这让青年看到了通过自身奋斗改变命运的可能性,激发其创新创造活力,促使他们努力提升数字技能和综合素质,为实现个人价值而拼搏。

从消极方面看,“数字神话”案例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原有阶层结构。一方面,数字资本的积累存在“富者愈富”效应,头部群体凭借先发优势和平台资源倾斜,占据大量流量和粉丝,新进入者难以突破,加剧了数字领域的阶层分化。另一方面,数字鸿沟的存在使得不同阶层青年在获取数字资源和发展机会上差异巨大。经济条件好、数字技能高的青年更易接触优质数字资源,积累数字资本,而弱势群体因设备、网络、教育等资源匮乏,难以参与数字经济竞争,进一步固化了阶层差异。

张赫楠同学在回答

n生问|廖婷瑛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通过阶级分析解决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个革命首要问题,其中蕴含的方法论是:根据经济地位划分社会群体,分析其政治态度,从而确定依靠力量、团结力量和斗争对象。而群众路线则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在当时,这些分析和结论初步形成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基本思想,并有力地批驳了国民党右派的谬论,批评了党内的“左”右两种错误倾向。能否结合群众路线和阶级分析方法,谈谈它们对于当下社会治理的启示?

廖婷瑛同学在提问

n生答|郑华扬

第一,阶级分析概念本身是指通过对经济地位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把握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和政治态度。对当下的启示,即社会治理政策,需要党和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社会治理客体各方的利益诉求。例如新社会阶层中的中小企业主以及科技行从业人员,其诉求是避免从中间阶层滑落。这就需要社会治理在稳定性和个人的人身安全、私有财产保障等方面有所着力。此外,外卖员、快递员这些群体,他们的需要又相对不同,更多侧重于收入的保障问题。因此阶级分析方法的当代启示是精准识别社会结构,实现治理的精细化。第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当代语境中,群众路线进一步体现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也就是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方式。这对当下社会治理的启示是,畅通民意汲取渠道,使政策源于实践智慧,实现“从群众中来”;推动政策有效落地和治理效能转化,实现到群众中去;以群众满意与否作为检验工作的根本标准。

郑华扬同学在回答

n生问|阙小平

书中对农民阶级进行了细分,为制定差异化的革命策略提供了依据,体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当前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村社会结构已发生显著变化——出现了新型职业农民、返乡创业者、土地流转大户等新群体,同时仍存在部分低收入农户。如何借鉴书中“阶级细分”的思维,对当代农村群体进行精准画像,进而制定更具针对性的乡村振兴政策?这种细分是否会影响农村集体主义的发展方向?

阙小平同学在提问

n生答|陈利敏

毛泽东在剖析阶级关系的过程中,从阶级分析法的视角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以各阶级的资产情况和对待革命的态度为依据,将中国社会划分为五个不同的层级,并统计了各阶级所占数量和比例,由此区分出敌友。这为新时代做好阶层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实践启发。

例如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将看似同质的“农民”群体分解为具有不同革命性的子群体:小资产阶级的自耕农、半无产阶级的绝大多数半自耕农、贫农还有无产阶级中的农村无产阶级。同样,现如今也不能将“农民”视为一个整体,而应基于不同维度进行细分。通过新媒体和大数据的手段,结合文本中提到的阶级划分方法,可以从人数、产业、需求、政策等方面进行农民阶层的划分。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他们是乡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经济状况方面,他们通过土地流转聚集了大量生产资料,应用现代农业技术进行规模化、市场化经营。其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经营利润,且规模较大。返乡入乡创业群体,通常拥有一定的资金、技术、知识或市场人脉。他们从事的领域超越传统种养业,涵盖乡村旅游、精品民宿、农村电商、文化创意等新业态。收入来源于非简单农产业的经营利润。传统兼业农户,从人数方面来说,这是当前农村最广大的群体。他们既耕种自家承包地,也有一部分家庭成员在外务工,形成“工农兼业”的收入结构。农业收入是“口粮”和保障,务工收入是现金主要来源。低收入与弱势农户,他们收入微薄,抵御风险能力极差,可能仍需依赖部分政策性收入。

科学的、精准的群体细分,不仅不会削弱集体主义,反而是在新形势下重塑和发展新型农村集体主义的必由之路。以精准扶贫为例,农村群体阶层划分是实施精准扶贫的前提和基础,精准扶贫则是针对不同阶层农村群体差异化施策的工具

过去的集体主义强调结果的平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个体积极性。而今天的集体主义,其核心是实现共同富裕,本质是“通过集体力量为个体赋能”,而非“集体对个体的压制”。对群体进行细分并实施差异化政策,正是为了激发“先进生产力”的带头作用(如新型经营主体通过雇佣、订单农业带动小农户),同时为“弱势群体”提供兜底保障,最终在发展进程中实现全体村民福祉的提升。这是一种动态的、发展的集体主义。

借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细分”思维,对当代农村群体进行精准画像,是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新时代的生动实践。它使我们能告别“大水漫灌”,实现“精准滴灌”,让政策资源发挥最大效能,真正推动乡村产业的全面振兴和农民的全面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n生问|魏可欣

在关注社会流动、推进共同富裕的今天,《分析》中“团结真正的朋友”这一统一战线思想是否已经过时?如果没过时,那我们今天的“朋友”是谁?又该如何通过具体的政策和社会行动,把不同阶层的人都团结成“共同富裕”的同行者,而不是掉队者?

n生答|韩佐艳

将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的核心方法论应用于今天“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不仅没有过时,反而闪耀着穿越时代的真理光芒。“团结真正的朋友”这一思想远未过时,但其内涵、对象和团结方式已随时代发生深刻变化。它不是要重复历史上的阶级斗争,而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精准识别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凝聚最广泛的共识与合力。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精髓不在于其具体的阶级划分,而在于其方法论:分清敌友是首要问题,在任何宏大的社会变革中,都必须明确依靠谁、团结谁、争取谁。今天,推进共同富裕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同样需要厘清动力源泉和团结对象。个人的社会地位、思想观念和政治态度,与其在经济结构中的位置密切相关。这为我们理解不同阶层在共同富裕进程中的诉求提供了钥匙。

在共同富裕的征程上,我们的“朋友”是指所有认同、支持并能够参与推动这一历史进程的社会力量。他们构成了共同富裕的“动力联盟”。核心依靠力量是广大工农基本群众与普通劳动者,关键创新与财富创造力量是中等收入群体与专业人士,市场活力与就业容纳力量是企业家群体,特别是民营企业家,是潜在的新兴力量。需要强调的是,“朋友”是一个动态和广泛的范畴。其核心标准是对“共同富裕”目标的认同与实践。即使是高收入者,只要合法经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同样是团结的对象。

针对如何团结的问题,即通往共同富裕的政策与社会行动路径。首先是初次分配,要注重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做大并分好“蛋糕”;其次是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强化政府的调节作用;再次是第三次分配,要鼓励自愿与道德力量,营造“善的社会”;最后是创造公平的机会环境,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实现教育公平,推动教育资源向农村、边远、贫困地区倾斜,保障起点公平。这是最根本的“授人以渔”。

最终,我们要团结的,是每一个相信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可以创造美好生活的人,是每一个愿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的奋斗者。

韩佐艳同学在回答

n生问|王朝山

对于中国的革命事业,毛泽东为何说“分清敌友”是首要问题?而不是组建武装力量,不是发展社会经济?

王朝山同学在提问

n生答|汤馥菲

毛泽东将“分清敌友”视为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一论断深刻植根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以及对革命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其核心逻辑在于:革命的本质是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的前提是明确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武装力量的阶级属性决定其战斗力,组建武装力量固然重要,但军队的性质和目标取决于其代表的阶级利益。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但其前提是明确“政权为谁而夺”。例如,红军之所以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是因为其成员大多来自土地革命中获得解放的农民,他们“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战斗”,指挥员与战斗员在政治上高度一致。反之,若军队脱离群众、缺乏阶级基础,如国民党军队依赖地主和买办阶级,最终必然失去民心。

经济政策的阶级导向决定其革命效能,但经济政策必须服务于阶级斗争的需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过土地革命摧毁封建经济基础,正是基于对敌友关系的判断。抗日战争时期,党将土地政策从“没收地主土地”调整为“减租减息”,既减轻了农民负担,又争取了地主阶级的抗日支持,体现了灵活的阶级策略。反之,若经济政策脱离阶级分析,如盲目追求“一大二公”,则可能损害同盟者利益,阻碍革命进程。

毛泽东将“分清敌友”视为革命的首要问题,并非否定武装斗争和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而是强调阶级分析是一切革命行动的逻辑起点。

汤馥菲同学在回答

n生问|贾云哲

面对新媒体时代,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日渐激烈和复杂的情况下,我应该如何应对?

n生答|阙小平

第一,要坚定自身的理想信念,树立“国家安全高于一切”的观念,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看待可疑人员或事物,保持自身头脑清醒,不给“敌人”任何可乘之机。

第二,学会辨别敌友,提高警惕心理。面对频繁打探敏感信息却刻意回避自身身份或刻意传播负面情绪、煽动对立、试图诱导参与不法行为等可疑人员,需要保持自身定力和真伪辨别力。

总结发言

n师说|佳宏伟

同学们刚刚结合《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很大胆地探讨农村集体经济、共同富裕与社会治理等问题,这种意识很值得肯定。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于我们认识刚才大家提到的命题都有思考价值。确实,这些问题都共同面临着一个挑战:社会阶层重构问题的挑战。因此,传统经济模式、共同富裕路径和社会治理方式,迫切需要我们结合新变化进行重新反思和调整。

面对当前复杂问题需要具体化、具象化,但提醒同学们不能陷入细枝末节,而应具有大历史观视野。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书不是一味就事论事,始终有很强的问题意识,整个文本形成了系统完善的逻辑闭环,不仅对社会进行了解构,更重要的是在解构的基础上致力于建构一套理论体系。我觉得这恰恰是我们最需要学习和借鉴的,我也希望同学们在理论和思想的碰撞中,进一步增强分析问题的能力和意识。

佳宏伟老师在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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